糧食安全影響因素并非生產不足

　　我們提到糧食安全經常強調的是量的安全，但其實，農業已經出現生產過剩的情況。

　　國際方面，近年來市場存在產需缺口的主要是大豆，其他三大主糧則產高于需。21世紀以來，總體上四大糧食的供需不平衡形勢，從歷史角度來看并不明顯。最近五年，糧食供需形勢還愈加趨于平衡。另據分析，全球谷物產量按照人均健康需求的卡路里計算過剩三分之一，之所以有貧困人口饑餓，主要是造成貧富差距顯著加劇的制度不合理。

　　而從國內來看，中國在1998年進入工業過剩已經16年，2003年進入農業過剩也已11年。我們從一組數字上就可以看出來，世界上80%的大棚集中在中國，中國生產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人口只占世界的19%，中國生產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費了。近幾年各地發生的菜賤傷農情況，農民讓不值錢的蔬菜直接爛在地里就是蔬菜生產過剩最好的明證。另外，50.1%的豬肉、30%的大米、50%的蘋果、40%的柑橘都是中國生產的，盡管這些農產品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出口的，但是出口蔬菜水果意味著把中國最為珍貴的水資源低價格地送出去。所以說，農業產業化過剩已經不可回避，應當引起重視。

　　糧食危機主要源于全球資本過剩？

　　歷史數據表明，糧價越是劇烈波動就越是與供求無關。世界銀行統計，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國際糧價大幅上漲15%，與前一年相比飆升29%，接近2008年的糧食危機時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2010年部分糧食的價格已經破紀錄，玉米的價格暴漲52%，小麥上漲49%，大豆上漲28%。而同期世界糧食供需基本平衡，實際上不具備糧食價格暴漲的供需基本面因素。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糧食價格的大幅波動？是金融資本。西方金融資本從1980年代開始異化于實體經濟，追求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率的高收益造成資本市場擴張和大規模吸納流動性。冷戰結束以來，金融繁榮與穩定指數和糧食價格指數相關性高達0.65。糧食的金融化利于通過多空投機消納過剩金融資本。2000年以來，金融和能源屬性成為影響糧食價格的主要方面，金融因素、能源因素對影響國際糧價波動的解釋程度高達98.08%。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流動性擴張對糧食市場具有遞增作用。如果說2009年美聯儲推出的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對國際糧食市場價格還存在滯后影響，那么2011年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對糧食價格則發揮了即期作用，進而市場對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的預期或者說是美聯儲對外發布的信息就能夠對國際糧食市場產生效應。當然，2012年9月QE3兌現之后，玉米、小麥、大豆等糧食價格亦受刺激大幅攀升，有的品種甚至創下數月來高位。

　　中國糧食安全面臨兩大挑戰

　　當前，全球糧食金融化現象日盛，而這也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挑戰。

　　第一，糧食價格脫離供求基本面，定價權旁落于金融國家之跨國公司操作信息與期貨。

　　中國農業走出去大多做第一產業，少數做第二產業，但屢戰屢敗，而西方跨國公司立于不敗之地的原因恰在于不做一二產業，而主要從事于金融流動性相關的物流、研發、品牌和貿易等第三產業，當下更轉向占據意識形態高地的“社會企業”，近期正在利用海外低價資本競爭中國農業產業化份額。

　　把控著三產的外資進入中國農業從養殖業入手，尤其是因為養豬業的現代化模式來自美國，生豬品種結構是清一色的“洋三元”，飼料結構是標準化“玉米+豆粕+微量元素”，飼養方式是規模化、工廠化，從而陷入對進口飼料玉米和豆粕的依賴，客觀上為國際糧食市場對國內糧食市場價格尤其是飼料糧市場以及下游養殖產業產生影響創造了條件，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期貨市場也加劇其投機性。

　　第二，糧食生產者、消費者和地方政府都不承擔安全責任，在糧價高企導致低收入階層生存條件惡化的同時，市民作為消費主體缺乏社會組織創新條件，糧食文化方面被“消費主義”全面掌控，節約傳統被拋棄，致使食物浪費惡性循環地刺激政府補貼化肥農藥和機械等投入，不僅加劇資源環境破壞，而且造成把中國糧食安全更多依賴外部市場的政策訴求和心理預期。

　　借力“一產三產化”實現安全農業的可持續性

　　目前，中國糧食安全從量上來看還是有保障的。首先，糧食產量穩定。國內糧食產量長期以來隨人口同步增長基本趨勢未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迄今糧食產量已經連續十年增加。而一些外部條件也為增產提供了保障，比如，氣候暖化，400mm等降水線北移百多公里帶動大宗糧食生產帶面積增加；國家大幅度增加支農資金投入農村基本建設創造正外部性。

　　其次，糧食庫存充足。近年來，我國農戶儲存糧食數量已經達到當年糧食產量的一半左右，表明以農戶為單位的“外部性風險內部化處理”的小農經濟理性在糧食市場價格波動的壓力下有所恢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開始國家糧食局啟動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已在全國25個省份的近200萬農戶配置新型儲糧裝具，每年可減少農戶儲糧損失5.1億斤，相當于增加49萬畝無形良田，可為農戶增收4.8億元。按照計劃，“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再為800萬農戶配置標準化儲糧裝具。

　　但是要真正實現安全農業的可持續性，還需要再下功夫。小農農業要實現自我循環，幾乎只有一個辦法：把各種與農村經濟相關的產業，裝進綜合性的大產業，農民才能在其他細分產業領域獲取利益，達到社會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會幫政府種糧，糧食安全才有保障。

　　我認為，這一點可以通過借鑒歐盟或者日韓等國的經驗，把小農經濟與第三產業相結合，也就是“一產三產化”。從經濟學內在規律來看，第一產業（農業）利潤率遠低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的制造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困境，利潤率在社會平均利潤之下；第三產業（服務業）借助題材創新往往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以上的利潤。因此，唯有通過“一產三產化”才有可能實現安全農業的可持續性。

　　比如，歐盟的小農場農業在生態文明的多樣性和可持續性上做文章；日韓全面開展購銷超市、金融保險、休閑旅游、文化創意、養生體驗、生態景觀等農村第三產業，都有效地幫助農民增收，值得中國借鑒。

　　總之，針對當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我有兩點建議：一是，抓好綜合性合作社建設，加快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以此形成“一產農業三產化（農業與服務業結合）”和綜合收益反哺農業的經營方式創新的前提條件。并且，借此創新配合國家財政支持糧食生產的投入；二是，大力推進糧食安全的城鄉一體化，加深市民參與式“兩型農業”的發展，培育市民以理性、節約型消費替代浪費型消費主義惡劣趨勢，這兩者有機結合，則可達到既穩定農民合作社為新經營主體的糧食生產，又保障市民作為消費主體的、多元化社會參與下的國家糧食安全。伴隨著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糧食也逐漸金融化，糧食市場越來越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全球糧食金融化也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挑戰。

　　糧食安全影響因素并非生產不足

　　我們提到糧食安全經常強調的是量的安全，但其實，農業已經出現生產過剩的情況。

　　國際方面，近年來市場存在產需缺口的主要是大豆，其他三大主糧則產高于需。21世紀以來，總體上四大糧食的供需不平衡形勢，從歷史角度來看并不明顯。最近五年，糧食供需形勢還愈加趨于平衡。另據分析，全球谷物產量按照人均健康需求的卡路里計算過剩三分之一，之所以有貧困人口饑餓，主要是造成貧富差距顯著加劇的制度不合理。

　　而從國內來看，中國在1998年進入工業過剩已經16年，2003年進入農業過剩也已11年。我們從一組數字上就可以看出來，世界上80%的大棚集中在中國，中國生產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人口只占世界的19%，中國生產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費了。近幾年各地發生的菜賤傷農情況，農民讓不值錢的蔬菜直接爛在地里就是蔬菜生產過剩最好的明證。另外，50.1%的豬肉、30%的大米、50%的蘋果、40%的柑橘都是中國生產的，盡管這些農產品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出口的，但是出口蔬菜水果意味著把中國最為珍貴的水資源低價格地送出去。所以說，農業產業化過剩已經不可回避，應當引起重視。

　　糧食危機主要源于全球資本過剩？

　　歷史數據表明，糧價越是劇烈波動就越是與供求無關。世界銀行統計，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國際糧價大幅上漲15%，與前一年相比飆升29%，接近2008年的糧食危機時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2010年部分糧食的價格已經破紀錄，玉米的價格暴漲52%，小麥上漲49%，大豆上漲28%。而同期世界糧食供需基本平衡，實際上不具備糧食價格暴漲的供需基本面因素。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糧食價格的大幅波動？是金融資本。西方金融資本從1980年代開始異化于實體經濟，追求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率的高收益造成資本市場擴張和大規模吸納流動性。冷戰結束以來，金融繁榮與穩定指數和糧食價格指數相關性高達0.65。糧食的金融化利于通過多空投機消納過剩金融資本。2000年以來，金融和能源屬性成為影響糧食價格的主要方面，金融因素、能源因素對影響國際糧價波動的解釋程度高達98.08%。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流動性擴張對糧食市場具有遞增作用。如果說2009年美聯儲推出的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對國際糧食市場價格還存在滯后影響，那么2011年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對糧食價格則發揮了即期作用，進而市場對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的預期或者說是美聯儲對外發布的信息就能夠對國際糧食市場產生效應。當然，2012年9月QE3兌現之后，玉米、小麥、大豆等糧食價格亦受刺激大幅攀升，有的品種甚至創下數月來高位。

　　中國糧食安全面臨兩大挑戰

　　當前，全球糧食金融化現象日盛，而這也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挑戰。

　　第一，糧食價格脫離供求基本面，定價權旁落于金融國家之跨國公司操作信息與期貨。

　　中國農業走出去大多做第一產業，少數做第二產業，但屢戰屢敗，而西方跨國公司立于不敗之地的原因恰在于不做一二產業，而主要從事于金融流動性相關的物流、研發、品牌和貿易等第三產業，當下更轉向占據意識形態高地的“社會企業”，近期正在利用海外低價資本競爭中國農業產業化份額。

　　把控著三產的外資進入中國農業從養殖業入手，尤其是因為養豬業的現代化模式來自美國，生豬品種結構是清一色的“洋三元”，飼料結構是標準化“玉米+豆粕+微量元素”，飼養方式是規模化、工廠化，從而陷入對進口飼料玉米和豆粕的依賴，客觀上為國際糧食市場對國內糧食市場價格尤其是飼料糧市場以及下游養殖產業產生影響創造了條件，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期貨市場也加劇其投機性。

　　第二，糧食生產者、消費者和地方政府都不承擔安全責任，在糧價高企導致低收入階層生存條件惡化的同時，市民作為消費主體缺乏社會組織創新條件，糧食文化方面被“消費主義”全面掌控，節約傳統被拋棄，致使食物浪費惡性循環地刺激政府補貼化肥農藥和機械等投入，不僅加劇資源環境破壞，而且造成把中國糧食安全更多依賴外部市場的政策訴求和心理預期。

　　借力“一產三產化”實現安全農業的可持續性

　　目前，中國糧食安全從量上來看還是有保障的。首先，糧食產量穩定。國內糧食產量長期以來隨人口同步增長基本趨勢未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迄今糧食產量已經連續十年增加。而一些外部條件也為增產提供了保障，比如，氣候暖化，400mm等降水線北移百多公里帶動大宗糧食生產帶面積增加；國家大幅度增加支農資金投入農村基本建設創造正外部性。

　　其次，糧食庫存充足。近年來，我國農戶儲存糧食數量已經達到當年糧食產量的一半左右，表明以農戶為單位的“外部性風險內部化處理”的小農經濟理性在糧食市場價格波動的壓力下有所恢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開始國家糧食局啟動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已在全國25個省份的近200萬農戶配置新型儲糧裝具，每年可減少農戶儲糧損失5.1億斤，相當于增加49萬畝無形良田，可為農戶增收4.8億元。按照計劃，“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再為800萬農戶配置標準化儲糧裝具。

　　但是要真正實現安全農業的可持續性，還需要再下功夫。小農農業要實現自我循環，幾乎只有一個辦法：把各種與農村經濟相關的產業，裝進綜合性的大產業，農民才能在其他細分產業領域獲取利益，達到社會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會幫政府種糧，糧食安全才有保障。

　　我認為，這一點可以通過借鑒歐盟或者日韓等國的經驗，把小農經濟與第三產業相結合，也就是“一產三產化”。從經濟學內在規律來看，第一產業（農業）利潤率遠低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的制造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困境，利潤率在社會平均利潤之下；第三產業（服務業）借助題材創新往往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以上的利潤。因此，唯有通過“一產三產化”才有可能實現安全農業的可持續性。

　　比如，歐盟的小農場農業在生態文明的多樣性和可持續性上做文章；日韓全面開展購銷超市、金融保險、休閑旅游、文化創意、養生體驗、生態景觀等農村第三產業，都有效地幫助農民增收，值得中國借鑒。

　　總之，針對當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我有兩點建議：一是，抓好綜合性合作社建設，加快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以此形成“一產農業三產化（農業與服務業結合）”和綜合收益反哺農業的經營方式創新的前提條件。并且，借此創新配合國家財政支持糧食生產的投入；二是，大力推進糧食安全的城鄉一體化，加深市民參與式“兩型農業”的發展，培育市民以理性、節約型消費替代浪費型消費主義惡劣趨勢，這兩者有機結合，則可達到既穩定農民合作社為新經營主體的糧食生產，又保障市民作為消費主體的、多元化社會參與下的國家糧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