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中國兩張轉基因水稻和一張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已經到期，這對轉基因產品的商業化進程來講，將是一個重要的關口，下一步何去何從？值得關注。

    在目前這場轉基因爭論中，無論是“挺轉”的還是“反轉”的，都拿出了有利于各自的觀點和證據，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轉基因爭論涉及了科學議題、政策議題和社會議題等不同層面，每個議題都有自己的核心關鍵詞，而現在很多問題的討論不在一個層面上，不在一個范疇里，往往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誰也說服不了誰。

    第一個議題——科學議題的核心詞是“安全”。轉基因到底是否安全，需要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給予解釋。從研究結果來看，科學家有比較充分的證據表明，轉基因技術和產品中涉及的安全問題，沒有超過目前已知的各種安全風險，也就是說，從以往實驗數據的歸納結果來看，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但是，公眾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把科學家問倒了：轉基因現在安全，并不意味著未來幾十年就一定是安全的。應當說，這是歸納邏輯的“死穴”，如同“羅素火雞悖論”一樣，歸納邏輯無法對“不確定的未來”給出一個可靠的預測，概率很小的“黑天鵝”很可能會出現。

    一些“挺轉”的科學家提出，轉基因產品得不到公眾的認同，是因為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了解有限，只要科學家們站出來，大力宣講普及轉基因的知識，促進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理解，公眾就會逐漸支持轉基因。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最近做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中國公眾對轉基因的了解程度整體上比較低，而隨著了解程度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接受轉基因產品的可能性增大。這項研究似乎佐證了科學家們的觀點，但是從現實來看，如果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公眾人物強烈“反轉”，經過媒體傳播后對公眾認知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會很大。況且，對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的了解越透徹，越有可能對轉基因的安全性評判方法提出質疑，科學不是萬能的，能做的事情是有“邊界”的，真正嚴謹的科學研究是無法回答前述的“歸納邏輯困境”的。更何況，公眾科學素質比我們高很多的歐美國家還有那么多人反對轉基因，原因應當是在“科學”之外。

    轉基因爭論的第二個議題——政策議題的核心詞是“風險”。決策者在考慮是否推動轉基因技術商業化時，必須要認真研究政策實施所帶來的各種“風險”。“挺轉”一方指出，如果不加快推動轉基因的商業化進程，我們就會落后于其他國家，很可能會錯失一個追趕的機會，產業的競爭力可能會被削弱。“挺轉”舉出的例子包括美國、巴西、阿根廷甚至印度的轉基因發展，但現實中還存在歐盟、日本這些對轉基因商業化很慎重的例子。只能說各個國家對轉基因商業化的態度，是多重因素在發生作用，如政治考量、商業利益、文化心理甚至宗教信仰等，不可概而論之，僅用單一的“競爭力”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至于“反轉”提出的“陰謀論”，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根本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嚴肅命題，只能放到一邊不予理睬。

    轉基因爭論的第三個議題——社會議題的核心詞是“選擇”。“反轉”一方提出質疑的原因很大程度就是“公眾的知情權”，相對應的是政府的“信息公開”。相對于我們每天面對的空氣污染、食品安全等現實問題，轉基因這樣一個離我們比較“遙遠”的技術問題，惹得如此熱議，只能說有“科學”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其中對“公眾知情權”的關切是一個重要原因。

    著名主持人耗資百萬不遠萬里赴美國拍攝紀錄片，為的就是要對國內流傳的種種傳聞給予“澄清”。應當說，紀錄片本身并不等于“事實本身”，紀錄片是制作者“主觀建構”的產物，無論其站在何等“公正”的立場上，其選取的拍攝對象都是“有限的”，所反映的只是“事實的一個側面”，例如他無法采訪老布什總統或者其他政府高官，詢問有關“實質等同”的來龍去脈。從這個意義上講，紀錄片只是制作人“個人觀點和視角”的一種延伸，只能為公眾所關心的問題提供一種“參考”，希冀以此來反駁“挺轉”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有其他好事者，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拍攝一部片子。

     但是，紀錄片本身所提出的問題是有一定意義的，即公眾在轉基因問題上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對于轉基因這樣一個涉及公眾利益的敏感問題，如何界定公眾的“知情權”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現在公眾的很多疑問指向政府管理部門的“內部操作”，公開這些“內部情況”并不見得就會打消公眾的疑慮，但總是這樣下去，只能加深公眾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政府投入巨資用于轉基因的研發，但是目前這些成果面臨著不能如期商業化的尷尬境地。如此相持下去，指望一方能徹底說服另一方，看來并不現實。既然公眾對轉基因有“知情權”，也應當有“選擇權”。如此，為何不能采取更加公開透明的舉措，在發放新的轉基因安全證書之后，選擇有一些“有種植意愿”的地方，按照“必要的種植規范”，進行區域性的試點種植，對某些“偷偷摸摸”種植的現象予以禁止，同時要求上市產品必須有明確的轉基因標識，把“種”與“不種”、“吃”與“不吃”的權利交給公眾個人去選擇。

    總之，對于轉基因這樣一個涉及多元利益訴求的復雜問題，把“選擇權”交給公眾，尊重個人的選擇意愿，倒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思路，而這需要決策者具有準確判斷形勢和把握時機的能力，這也應當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