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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序推進糧食“去庫存”，如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糧食收儲制度和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亟待在實踐中破題。
“三高”問題凸顯糧食結構性矛盾
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小麥主產區，2016年河南省小麥總產量達693.2億斤，再獲豐收。然而，連年豐收的背后，種糧人和糧食加工企業卻“兩頭發愁”。農民發愁糧食價格低、不好賣，不少面粉加工企業卻難以買到符合要求的優質高筋小麥。
小麥市場“賣難又見買難”的窘境凸顯了當前我國糧食生產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從當前看來，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形勢總體較好，但也面臨新的形勢和新的情況，糧食的‘高產量、高庫存、高進口’并存，部分糧食品種出現階段性過剩，一些優質糧食品種供給不足。在庫存高企和國際市場供大于需的情況下，國內糧價面臨很大壓力，糧食收儲矛盾比較突出。”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指出。
“品種上，玉米、稻谷階段性過剩特征明顯，小麥優質品種供給不足，大豆產需缺口巨大。布局上，糧食生產日益向東北等水熱條件并不占優的北方核心產區集中，13個糧食主產區占全國糧食產量的75%以上，糧食跨區域流通和平衡的壓力越來越大。”徐鳴指出，在產量與效益的關系上，高產量與低效益并存，特別是去年種糧純收益開始下降，有的經營主體已經處于微利甚至虧損狀態。
一方面是糧食“高庫存”，另一方面是“高進口”，特別是大豆和玉米替代品進口大幅增加。此外，受流通現代化水平低等因素影響，我國糧食流通成本偏高。加快糧食流通改革，有效化解“三高”并存問題，非常緊迫。
用市場化理念推進糧食收儲制度改革
專家指出，我國糧食“三高”問題癥結在政策的頂層設計上，關鍵出路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目前國內糧食流通存在的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在于供求結構性失衡。由于糧食的需求彈性很小，簡單地采取擴大需求的辦法行不通，必須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改革的辦法解決結構性矛盾、破解難題。”徐鳴指出。
2016年，我國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開始起步，改革的內容是取消玉米臨儲政策，改為“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實行“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目前市場運行總體平穩，改革成效明顯。
徐紹史表示，要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多地采用市場化手段，深入研究糧價形成機制、糧食流通和收儲的體制機制改革，從而引導農民更好地調整優化種植結構，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有效供給，形成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未來要進一步推進糧食價格和收儲制度改革，這是使市場在糧食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徐鳴指出，要探索建立“優質優價”的糧食流通機制。優質，滿足城鄉居民日益提升的中高端糧油消費需求；優價，讓種糧農民通過市場增加收入，從而實現由保障“種糧賣得出、吃糧買得到”轉到推動“種糧能賺錢、吃糧促健康”。
在改革中完善糧食市場調控體系
隨著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深化，糧食市場主體日趨多元化，更多糧源將由政府的糧庫轉到社會主體手中、轉到市場上，糧食宏觀調控迫切需要逐步由依靠直接調控，轉向以政策引導為主的間接調控。
“面對新形勢、新變化，我們要牢固樹立糧食安全底線意識，深化糧食流通改革，以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方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徐鳴表示，改革不僅要完善糧情監測預警系統，還要完善儲備糧吞吐調節機制，建立市場化收購資金保障機制，建立糧食運輸協調機制。
2016年，東北三省一區在玉米收儲制度改革中，分別設立了糧食收購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對解決多元主體入市收購的融資發揮了作用。
專家建議，未來要以此為基礎，探索形成市場化收購資金保障的長效機制，還要探索“糧食銀行”等糧食金融以及糧食保險等多種模式，為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提供機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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